甘孜日報 2019年01月11日
◎劉忠俊
早在五代時期，花鳥畫作為單獨分科開始在中國畫里產(chǎn)生，發(fā)展到明代，花鳥畫已經(jīng)相當繁盛。工筆類有呂紀、林良、邊景昭、陳洪綬等，寫意有徐渭、陳淳、崔子忠等，中原民族對花鳥的審美已經(jīng)深入到民族的審美情趣之中，大量描繪花鳥的吉祥寓意畫進入了刺繡、緙絲、編織等工藝美術之中。
隨著漢風藝術品進入藏區(qū)，花鳥畫也走進了唐卡繪畫，成為勉唐派和噶瑪嘎孜等畫風的重要特征。特別是在早期的噶瑪嘎孜唐卡中，這種漢地佛教繪畫風格非常明顯。其中一類是模仿劉松年、貫休和尚的繪畫風格，配景有花鳥樹木山石的人物畫；另一類是花鳥吉祥畫，比如：喜上梅（眉）梢、歲寒三友（松竹梅），以及藏地所沒有的芭蕉、荷花等物種。這些元素在藏區(qū)少見，隨著繪畫的代代傳承，這些花鳥也慢慢開始褪去原有的漢地文化符號，慢慢地變得圖案化和本地化了。
